欧债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宜借助金融市场的动荡，理顺金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多层次、分工合理、界限清晰的金融风险分担和应对体系，促进金融体系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演进，推动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体系变化的转型。
转向投资拉动增长，以及后来转向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是中国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结果。而一些来自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分析者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认为除非中国现在根除市场活动的剩余限制并放弃剩余的国有企业，否则中国崛起将很快转为停滞或下滑。
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的一年即2011年，在俄罗斯的出口中，矿产品出口占70.3%，而机械设备的出口份额则下降到4.5%。同时，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们才会在不引起经济以及汇率不稳定的同时有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只有一个积极的国家才可以进行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是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任何相信俄罗斯转型方式正确的人一定对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了解不多。扩大医疗和教育的公共供给可以降低高储蓄的动机，增加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让中国人民直接受益。
现在，那些自从1978年之后就坚持认为中国除非立即进行完全自由化与私有化否则就不可能高速发展的同一批分析家们又在告诫中国，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要维持，就必须立刻进行完全的自由化与私有化。中国的崛起将会中止，随之很可能会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主导的超大优惠贸易协议安排，正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全球博弈重心开始由市场转向规则。
加上美国能源独立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全球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将加速。日本短期复苏似显强劲，但结构改革难有进展，中长期或昙花一现。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整体趋稳：欧洲经济止跌回升，但只是由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2014年仅是第一阶段，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处于再调整进程中。
尤其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指数将逐渐走强。面临世界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因素，新兴市场应该为2015年美联储转变货币政策做好准备。
据IMF统计，过去5年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70%，即使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降到4.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69%（购买力平价），如按美元汇率计算则达85%。后危机时期，各国经济增长动力普遍不足，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发展明显分化。TPP将该地区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架构全面打乱，各国不得不重新选边，区域合作版图将重组。国际金融协会估计，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将从2012年的1.2万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1万亿美元。
美国将TPP与TTIP视作面向21世纪的协议，其标准与规则超越WTO框架，并将自贸谈判重心置于边境内宏观政策，如放松监管与竞争政策而非关税。2014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将变化，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增到54%（美元汇率）。其次，超大型自贸区安排或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加剧全球市场尤其是规则博弈。新兴市场由于前期透支式高发展，沉积诸多结构性问题，方式必须转变，增速需要放缓，但仍具备后发优势。
美国复苏势头趋稳且强劲，但结构性债务与失业问题并未解决。西方央行收紧宽松货币政策之日，将是新兴市场真正面临风险考验之时。
这与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的预测值一致。世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理应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牵引，两个支点支撑，才能使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据统计，从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3334项。 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打乱新兴市场发展秩序。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到中速，据联合国预测，2014～2015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7.5%和7.3%。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其各自发展又有不同：非洲经济增势相对强劲，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仍居世界最快，金砖国家成色差异凸显，中国经济依然最亮丽。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如火如荼，尤其是2014年美国经营数年的经贸两洋战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即将成型，美国有意借此重掌国际规则制订权。发达经济体增势明显上升：欧元区经济止跌回升，2014年可望增长1%。
总之，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方式加速的阵痛期，以及由危机前非理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温和增长期。从更长远来看，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强南南合作，降低可能的风险。
世界经济温和增长可期 首先，世界经济筑底缓慢回升。IMF则认为，2015～201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到7%。
可见，美联储对退出量化宽松依然持谨慎态度。其次，全球经济发展分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好于2013年。再次，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将共同牵引。三是美联储主席一职由鸽派耶伦接替，可预见性增强，市场恐慌情绪降低。一旦两项协议达成，美欲将其标准与规则纳入WTO谈判，这将使非参与方遭遇巨大压力，有一种被规范逼迫而需重新入世之感。
全球发展分化则使世界经济仍能保持温和增长，但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环境异常复杂。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全球资本将重新布局，全球资本回流美欧，将引发新兴市场股汇市持续震荡、通胀走高、增长放缓，国内发展风险凸显。
如果不发生意外，美联储上半年或收窄量化宽松幅度，下半年或全面退出，货币政策或于2015年收紧。TTIP则将跨大西洋的美欧重新黏合在一起，加之加拿大与日本的参与，一个扩大版新的七国集团开始成型。
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世界经济增长一半强来自发达国家。2014年应是全球经济筑底企稳回升年，多数经济体将好于前两年。
当然，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 2014年，世界经济有望筑底温和回升，全球经济增长点或拓宽，但发展格局生变。这将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金融逆向操作（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增到目前近4万亿美元），技术性操作难度大，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风险。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5.1%和2%，分别高于2013年的4.5%和1.2%。
危机之后，全球化趋势明显减缓，保护主义盛行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但是，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贡献率降为35%，新兴市场的贡献率依然达65%。
二是受到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等结构性问题和国内政治极化影响，美国货币政策难以剧烈调整当前，新的地方融资约束尚未有效建立，制约了中央政府对原有地方融资平台损失的化解意愿，而原有的融资平台风险尚未有效化解且与新的融资平台风险相互交织，又影响了建立新的约束机制。
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5000户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接近62%，各类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66%，处于较高水平。通过激发活力的单一制度变革，在原有制度体系下的修修补补，已不足以应对经济转型。
